火博体育从“飨宴”到“丧祭”，是对家居随葬组合在墓葬内功能变化的整体概括，自“两汉”至“宋元”，则覆盖各个发展时期。

　　所谓“飨宴”者，《晋书·明帝纪》曾载“停飨宴之礼，悬而不乐”火博体育，其重在“宴”。

　　自两汉至宋元，该组合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从始至终不曾在中国古代的墓葬体系中消失，它伴随着墓葬本身空间形制、生死观念的转变而一同发生改变。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墓葬作为“礼法”与“仪俗”交融的产物，礼与俗也同样对三大随葬系统之一的家居组合产生了影响。它们逐渐成为政治运作中具有独特身份标识和等级意义的重要代表，并形成了一套阶次完整、极差严格的等级序列，被彻底吸收进入礼仪制度的建设之中。这一点尤其集中表现在该组合发展的成熟阶段，即魏晋南北朝时期。

　　李嘉妍，女，浙江嘉兴人，1997年生。现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读博士生，专业方向为汉唐考古。

　　中国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始终保持独特的文化核心从未改变。这一文明的延续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对身后世界的想象与地下住所的营建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墓葬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极其重要又受到学者广泛关注的物质载体，是反映中国古代社会面貌的有力证据。埋藏的有意性也促使其能够较好地呈现出时人的灵魂观念与宗教思想，并在特定的群体范围内，表达礼制等级与传统倾向。

　　家居随葬组合与墓主人画像自两汉时期起，便开始被纳入墓葬空间体系之中，直至元明之际仍波属云委，在墓葬中占据主体中心地位。在近1500年间的各个历史阶段中，这一随葬组合以不同的表现形式活跃在地下墓葬之内，展现出差异性的分期特征、变化规律，器物组合及图像题材也多有改变与发展，由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中国古代社会生死观念、丧葬仪俗的承袭与更动，透视愈多礼法制度存在的可能性，窥探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本质。

　　墓葬作为灵魂与肉身在身后世界的承载个体火博体育，对于墓葬整体的构筑与营建始终是人们所思考与关注的重点，无论是平民百姓抑或王侯贵族，都曾试图对墓葬内的随葬组合及空间结构做出安排，以体现对生命的理解与冥界的思索。

　　家居随葬组合作为墓葬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整个墓葬空间的营建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家居组合在两汉时期的墓葬中便已初见端倪，往往被作为“祭器”而讨论研究；最终的成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丧葬礼制变革的重要时期，上承汉制，下接“晋制”〔1〕；并在隋唐时期的墓葬中以另一种不同的形式进行表达，一直延续至宋代。相比于其他随葬组合而言，前者与墓葬空间性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也更能体现出墓葬主导者或营建者的生死观念，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被理解成是为死者灵魂所创设的特殊的“主体空间”〔2〕。

　　家居随葬组合的出现与发展是丧葬制度改革下的产物，在墓葬形制、结构，甚至随葬品都发生关键性改变之时，家居一类的器物逐渐出现在墓葬之中，这背后所反映的既是当时社会丧葬礼俗与灵魂观念的转变，也是对上层统治者政治推行下的妥协与回应。家居随葬组合作为墓葬整体营建中的载体之一，虽然汉制下的家居随葬器物由于未成定法，是否能够称为“组合”仍存疑，但将两汉时期看成是这一组合的滥觞时期应无争议；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形成完整的体系，并在南北方地区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在边缘地区也可见其面貌；再到唐前期发展出全新的呈现方式，唐中期之后以图像方式复归，直至宋元时代形成“一桌二椅”题材主题。这一组合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无法否认的是，这一组合始终在墓葬内，从未被抛弃。

　　大量考古学墓葬材料的详细刊布，为我们考察和审视这一组合在墓葬体系中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据此，在本书中笔者以家居随葬组合为研究视角，从考古学材料本身出发，在整合梳理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宋辽金元墓葬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对家居随葬组合进行长时段、多区域的讨论与探究；以时间顺序为线索，考察家居随葬组合的历史来源与发展流变，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家居随葬的组合经营与呈现方式进行论述，以探究并分析差异产生背后的可能原因，集中探讨这一现象背后所体现的不同文化传统对于墓葬空间的统一构建与不同规划。由此，通过家居随葬这一墓葬组合体系，来阐释两汉直至宋元近一千五百年内，墓葬随葬设施与空间的发展脉络与文化内核，追溯其渊源，考究其发展，进一步解读家居随葬组合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丧葬礼法制度的重构与生死灵魂观念的破立，理解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与延续性。

　　〔1〕俞伟超首先提出中国历史时期墓葬发展的三个阶段，将其归纳为“周制”“汉制”与“晋制”（详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晋制”的三阶段性》，载其所撰《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页117—125）。齐东方进一步指出魏晋时期普通墓葬中出现了陶祭台、榻、案、案几及陶俑、牛车等鲜明可视的新方式与新器物；并认为考古报告中所称的祭台或祭坛、供台、砖台等，是设在墓门口或墓室前部，用砖砌出高于地面的平台，上置石板、案几、陶榻，应与祭台功能相同。这一类新出现的设施应当被看作是墓葬之中的祭奠空间，以此弥补带横前室墓在西晋以后极为少见而导致的祭祀空间的消失（详齐东方《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考古学报》2015年第3期，页345—366）。霍巍也通过六朝陵墓装饰中瑞兽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深入探讨这一制度的形成。详霍巍《六朝陵墓装饰中瑞兽的嬗变与“晋制”的形成》，《考古》2015年第2期，页2、103—113。

　　〔2〕〔美〕 巫鸿著，施杰译《黄泉下的美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页1—11。

　　家居随葬组合的名称放在这里，怕是已经引起一些不解和质疑。诚然，在挥笔的过程中，我也一度挣扎思索这一名字最终是否能够契合我想要真正论证的问题。为了避免研究对象的争议，在绪言中，我将“家居随葬组合”做了具体的厘定，即包括实物、壁画等多种材料形式在内的、象征墓主生前居室家具一类的墓内器物，同时也将墓主画像题材纳入了讨论的范畴。

　　自魏晋以来，中国古代墓葬墓内随葬陶器大致可分为以下三大系统：包括仪仗出行类的俑群组合、日常生活类的实用器具，以及以案、几、屏风为代表的家居类随葬器物。后者形成家居随葬组合并非魏晋时期一蹴而就，相反，它具有自身的发展脉络和历史变化。前人学者在研究中通常赋予其一个性质化的组合描述，亦如先秦两汉时期常称“祭器”，至东晋南朝则称墓内的砖台作“祭台”火博体育，但对组合性质的推定又多有前后矛盾、犹疑之处。故而在几次斟酌后，我想就材料本身的划分会更有利于研究的深入火博体育，“家居”一词既能将相关的考古学物质对象统统扔入考察的范畴，其边界又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传统进行更改；同时，不在开始前就对这一组合的性质进行框定，也就允许其特征意涵在历史进程中发生改变。

　　在考古学研究中，对一固定命题的长时段考察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打通看似不同年代、不同王朝的时间壁垒，能够使我们以一种更加合理、更加精确的眼光去审视关联问题的内核并发现历史真相。如何在浩如烟海、星罗棋布的考古学材料中编织出蜘蛛网状般的时空脉络？如何对已获取的材料进行安排与归置，最大限度地让其展现出原本的真实色彩？又如何在长时段的研究视野下抽丝剥茧般地提取出可能存在的动态化边界或结论？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在相关研究中亟需解决和克服的。

　　就墓葬内随葬组合的研究而言，基于目前考古学分段的学科现状，少有学者做跨时代的整体性叙述，即使有，也多是缀连前朝、勾续后世的简单回顾或展望，而非从头至尾的全面梳理。其原因当与物质材料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有关，存在可操作层面上的阻碍。但若想真正弄清某一物质对象或现象，究竟滥觞何处、发展何如，其主体特征与核心意涵又是否发生变化、发生何种变化，那么，这一工作确是不得不想、不得不做的。

　　故而，打破传统历史朝代更迭的界限，揭示墓葬体系内部各随葬组合所凸显或隐匿着的延续性，是考古学研究应有的合理取向，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难以割裂的传承性与赓续性所给予我们的永恒基调。也正因此，我们才有无限接近于历史真相的可能。

　　本书的写作及出版，要感谢许多人。感谢沈睿文老师从选题到成稿火博体育，从修改到出版一路以来的指导与帮助！感谢齐东方、杨哲峰、倪润安、秦大树、田天、丁雨、李云河等老师在写作过程中的建议与启发！感谢卢亚辉、贺逸云、何康、李佳胜、蒋子谦、梁硕、郭婧等师兄师姐的交流与鼓励！感谢何燕、王蕻荃等师弟师妹的陪伴和支持！感谢编辑缪丹师姐对本书的认真编校！

　　考古学于我而言的最大意义，莫过于能够在唯一、单程的人生旅途中拥有触碰、感知他者生命的体验。期待自己下一次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时，仍能满怀“回头看的好奇心”与“往前走的勇气”。

　　原标题：《新书推荐 丨《从飨宴到丧祭：两汉至宋元墓葬家居随葬组合研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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